当下，县级融媒推动了媒体融合转型升级的进程，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为2019年媒体深度融合的重点，各县市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探索融媒体建设模式。县级媒体处于“四级办台”最基层，也是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党中央从顶层设计出发做出战略部署，推进工作的重点已从省级以上媒体延展到基层媒体，从主干媒体扩展到支系媒体。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桥梁，县级媒体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最接近基层，一方面传递党和国家的声音，另一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肩负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责任，在坚守基层舆论阵地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目前全国至少9个省份已完成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覆盖。2018年，部分省份在县级媒体融合进程中遥遥领先，7月21日，北京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全部挂牌，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融媒体中心全覆盖的省级行政区；12月17日，福建省84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全部挂牌成立，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
2019年，县级融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性、广泛性展开。截至3月底，天津全市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全部挂牌成立，甘肃全省69个县(市)融媒体中心全部挂牌，10个市辖区融媒体中心挂牌，贵州88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全部挂牌，并于5月底投入实际运行；6月28日，都昌县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江西省100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全部挂牌成立；截至7月，新疆已有85个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9月中旬，上海第二批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成立，6个区级融媒体客户端上线个区级融媒体中心全部建成并挂牌。7月15日，河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专家组的实地验收，成为国内首家通过国家标准验收的省级技术平台。
从目前情况来看，2019年县级融媒体中心数量呈井喷式增长，预计2020年年底实现基本全国全覆盖的目标。
中央、省级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起步早，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并积累诸多经验，而县级媒体经济发展不均衡，媒体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在县级融媒过程中缺乏平台等资源，中央和省市大多自主研发融媒体云技术平台，一方面能推动融媒体建设，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县级媒体援助和指导，从而加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程。
201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在其“中央厨房”基础上成立“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联通全国中央媒体、地方媒体、行业媒体以及各级新闻宣传部门，构建面向全国党媒技术、人才等资源共享的“百端千室一后台”，目前全国已有243家平台入驻。今年2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央视新闻移动网基础上推出“全国县级融媒体智慧平台”，为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节目研发、技术支撑、内容分发、资源共享等方面援助，进而建立渠道丰富、覆盖广泛、传播有效、可管可控的移动传播矩阵，目前已有10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矩阵号入驻平台，预计今年年底达到1000家。9月10日，新华社整合内部新闻信息、技术保障、用户服务等资源，打造县级融媒体专线，从而推进县级媒体转型升级。省市级云平台也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浙报集团自主研发省级融媒体智能传播服务平台“天目云”，为媒体机构提供策划资源、创作分发、运营管理和云市场的服务，目前已经有超过80家机构入驻，同时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和大数据平台资源，打造互联网数据中心“富春云”。湖北广电通过“长江云”打造“1+N”模式，推动省市县三级媒体联合互动和信息共享，聚合并推动119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除此之外，还组建覆盖全省的“云稿库”和“云上联合报道团队”。天津融合媒体资源成立“津云”，聚合了全市近200家成员单位和2000个“津云号”；山西省成立大数据平台“山西云”，四川推出省级技术平台“熊猫云”；“赣鄱云”不仅助力全省54个县(市、区)共建融媒体中心，还援建新疆“克州云”。
面临自身媒体资源不足的短板和互联网行业抢滩下沉市场的双重困境，县级媒体在国家战略部署、财政支持和省市级提供资源支持下，响应国家号召，攻坚克难，突破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限制，立足当地，因地制宜，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媒体品牌，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融媒之路。
一是整合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各类媒体资源，精简甚至关闭冗余重复的媒体机构，部分县级媒体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重新启动关闭多年的媒体资源。例如浙江长兴为了整合资源，停止运营220多个政务微信公众号，山西上党县恢复停播22年的广播“上党之声”。在此基础上，县级媒体遵循移动优先战略，推出服务本地的新闻客户端，重构融媒体传播矩阵，以适应现代化传播生态系统。江苏邳州立足本土，打造“银杏传媒”品牌并推出客户端“邳州银杏甲天下”，依托“政企云”项目为机构提供数据共享、活动策划等多项服务。
二是强调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职责。县级媒体上接省市级媒体，下接街道村社，承担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枢纽作用，不仅要发挥坚守基层舆论阵地的职能，传递党的声音，提高融媒体中心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还要建设综合服务平台，从而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反映人民的呼声。江西分宜县依托“赣鄱云”，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成立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打造客户端“画屏分宜”，与县、乡、村宣传平台融合，并首创全国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分宜党建+颐养之家”。
三是尝试企业经营化管理，在整合多方媒介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县级媒体业务管理上的融合，并进行统一化、集中化、企业化管理。企业化管理有利于打破传统策采写编流程和人事制度的限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激发县级媒体创造活力。浙江长兴传媒集团作为全国县级媒体融合转型可复制的经验，整合机构并采用集约化融媒体运作模式，将全媒体产品和运营统一管理，从而建立起现代智慧型区域融媒体集团。
今年，四川广电与华为、电信、四川传媒学院等机构展开合作，打造融媒体云平台“熊猫云”，成立四川5G+4K/8K超高清产业研究院以及VR制作和运营实验室，从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高清四川智慧广电”专项改革方案实施。北京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借助《人民日报》提供的技术支持，建设国内首家“广电+报业”模式的“中央厨房”，丰台区融媒体中心与百度、今日头条签署合作协议，实现“新闻+政务，新闻+服务”的模式。索贝与云南德宏传媒集团合作，遵循德宏作为自治州、民族众多并位于我国边境等现实基础，建设德宏传媒集团“全媒体融合平台”项目，打造“州县一体区域融媒体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参与承建浙江长兴、甘肃玉门等县级融媒体中心。新奥特集团参与承建江苏“荔枝云”、云南“七彩云”、贵州云平台、山西智慧云等众多省级云平台，并通过县级融合媒体解决方案“微融”助力余杭、句容、海宁等市县融媒体中心相继挂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做好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的同时，延长产业链并强化营收能力，在推动融媒体建设长久发展的同时能更好地履行服务职能。作为全国57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之一，2017年12月，山西上党区挂牌成立融媒体中心并开发“上党门”客户端，挂牌一年便营收600多万元。2018年，浙江长兴传媒集团营收2.32亿元，仅专题制作创收达到400万元，分宜县融媒体中心实现营收1200万元，是2017年的14倍；浙江安吉县“爱安吉”客户端营收超过2000万元，其中通过直播等方式吸引广告收入300万元。2018年，浏阳报、台经营收入达1.86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媒体收入8300万元。
虽然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人力、机制、技术资金等局限性，县级融媒依然存在内部机制僵化、缺乏专业人才队伍、内容同质化、发展盲目化等诸多问题和挑战。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一方面需要整合媒体资源，打通媒体运营、管理，重构策采写编的新闻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却存在思想观念落后、内部机制僵化滞后等诸多问题，这对县级媒体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该现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成因：一是县级媒体属于事业单位，事业编制无法适应融媒体运营模式，因此很难从官本位观念上转变角色定位，仅仅将自身定义为媒体并履行媒体的职责。二是策采写编流程的革新冲击了原有新闻生产流程，县级媒体短时间内难以接受并推行这一转变。三是县级媒体长期依靠广告“二次售卖”营收，或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维持运转，新媒体时代使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理念落后加上发展观念落后，大多县级媒体只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简单累加，并未实现从“相加”到“相融”的巨大转变，也没有重视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移动先行”战略。一言以蔽之，上述原因都归因于县级媒体长期事业单位的属性造成的体制僵化，从而导致思想观念转变过慢，制约了县级媒体的发展进程。
县级媒体规模和实力远远落后于中央、省市级媒体，硬件设施的缺位和技术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建立“中央厨房”。当下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薪酬体系不完善，二是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完善，三是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一次采集、多重生成、多元发布”的全媒体矩阵传播格局势必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更高要求，呼唤“既专又能、一体多用”的新型复合人才，无论是内容生产，还是融媒体平台搭建，甚至媒体管理和运营，都亟须优秀人才激发融媒体活力。人才是建设一流新型媒体的重要支撑，能为县级媒体带来新鲜血液，从而为转型升级创造活力。长兴集团为了解决人才的瓶颈，启动“万物生长”等培训计划，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引进优秀的人才，为当下融媒体中心建设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并制定和完善薪酬体系，进而激励融媒体人才不断创新。
另外，县级媒体的受众覆盖面有限，媒体基础设施不足，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品牌，这也是制约县级媒体发展的现实问题。在内容生产上，多数县级媒体还停留在“照搬照抄”主流媒体的新闻和资讯的阶段，沦为新闻的“搬运工”，推送内容千篇一律，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优质原创节目，并未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融合发展，忽略了立足本地发挥服务群众的职能，缺少有本土特色的节目和内容，这也反映出县级媒体在经营理念上缺乏服务用户的意识，并未奉行“用户为王”的用户思维。当下，新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纷纷从“增量经营”转向“存量经营”，挖掘作为个体的用户价值，县级媒体并未因时而动，墨守成规，用户将面临被大型新媒体公司瓜分的危机。部分县级媒体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形形的问题，有的过于强调媒体职责，忽视了服务的属性，有的过于追求技术和设备的更新，而忽略了技术革新是为了推动优质内容的生产，有的过于强调经济利益，偏离了主业，有的仍未找到明确的定位，未能很好地平衡新闻与服务的关系。
县级媒体融合既没有固定模板，也没有标准答案，更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县级媒体的发展模式，在不断推动融合转型的过程中，县级媒体应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建设本土化融媒中心。县级融媒在2020年将会迎来另一个发展高峰，因此，亟须制定有关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综合评估体系，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基础设施、生产流程、传播过程、传播效果等各方面进行科学考量，以便客观认识融合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促使县级融媒体在未来获得更长远的发展。（作者：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